起源

徽剧是明代中晚期至清初，在“徽州腔”基础上，经过多方吸收当时流行的优秀戏曲艺术，逐渐丰富发展而形成的。当地群众称它是“老徽调”或“徽班戏”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正式定名为“徽剧”。

明正德（1506～1521年）之后，徽州、池州、安庆一带，由于经济、社会的发展，特别是徽商的崛起，渐渐形成为皖、赣一带的经济、文化中心。加上它东靠昆山腔、余姚腔的发祥地江苏、浙江；南邻弋阳腔、乐平腔的流行区赣东；北近盛行秦腔的中原，给戏曲的发展提供极为有利的条件。徽剧的诸种声腔，就是先后继承或吸收余姚腔、弋阳腔、昆山腔、西秦腔等古老戏曲声腔的优秀遗产，结合当地的土语音调，渐渐演变而成。

明嘉靖（1522～1566年）年间，余姚腔、弋阳腔、昆山腔、海盐腔四大声腔，先后流传到徽州、池州、太平（今当涂、繁昌一带）地区，而其中来自江西的弋阳腔，对当地的伶人影响更大。当弋阳腔传到徽州后，很快便与本地的土语音调相结合，形成“徽州腔”；当弋阳腔传到青阳、贵池一带后，很快与当地已经流行的余姚腔及民间音调相结合，形成“青阳腔”（亦称池州腔）。这两种声腔的统称叫“徽池雅调”。“徽州腔”便是徽剧产生的基础，是徽剧的“雏形”。

发展

徽剧的声腔发展，分三个阶段：

“徽州腔”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由弋阳腔演变到徽州腔的过程中，发展“滚”的因素。“滚”就是在唱词和宾白中加进许多带解释性的通俗词句、成语和一些激情洋溢、类似顺口溜的句子，使剧本更加通俗易懂，音乐节奏更加爽朗明快，感情更加真挚强烈。“滚调”突破原弋阳腔“曲牌体”（即唱词一定要按各种固定的曲牌演唱）的制约，使徽州腔变得较为自由，更擅于生动具体表达剧本中的情节，更有利于演员充分表达喜、怒、哀、乐的情感，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。

四平腔和昆弋腔阶段昆山腔，约于明万历十年（1582年）前后传到徽州一带，很快在这里扎根、流传。当时不少士大夫阶层都蓄有昆曲家班，或逢节庆组织“昆腔会”演唱。著名的有徽商吴琨（字越石）、汪犹龙（字季玄）的家班，吴琨的家班还首演过戏剧家汤显祖所作《牡丹亭还魂记》；清代英武殿大学士歙县雄村人曹振墉在乾隆年间组建的“华廉科班”，开始也是以演唱昆曲为主。这种华丽的昆山腔，对徽州腔产生巨大的冲击。徽州腔受昆山腔的影响，在唱腔的节奏和旋律上起了变化，产生象昆曲那样“一波三折”的演唱效果；随后徽州腔又学习昆山腔改用笛子（或唢呐）伴奏，取消靠腔锣鼓和人声帮腔，使腔调变得柔缓平稳，颇有“四平八稳”之感，故徽州艺人称之为“四平腔”。后来它更多的吸收昆曲的因素，特别是发展了“滚调”，产生出另一种新腔，即“昆弋腔”，也称为“徽昆”、“草昆”，徽剧中的《昭君出塞》、《贵妃醉酒》、《打樱桃》、《借靴》等都属于这类剧目。

吹腔、拨子、二簧阶段 正式形成完整的“徽剧”剧种阶段。明末清初，西秦腔（即山陕梆子）的大量南来，对昆弋腔产生影响。当昆弋腔传到枞阳、桐城、石牌（今怀宁县）、安庆一带时，恰与大量南来的山陕梆子相汇合，这时昆弋腔受到山陕梆子的影响，特别是接受梆子系统的一些剧目以后，在唱腔上即由原来的“联曲体”（曲牌相连的唱腔结构），逐步演变成以七字句或十字句为主的“板腔体”，并用笛子或唢呐伴奏，故产生新的腔调，即“吹腔”。相反，山陕梆子受到昆弋腔的影响，演变成“拨子”。在“拨子”的基础上，徽班艺人又创造一种新腔叫“二簧腔”（又称“老二簧”或“唢呐二簧”）；以后又改用胡琴伴奏，渐渐形成“二簧平”、“老二簧”、“正二簧”、“反二簧”四种腔调。自此，直至清代中叶，特别是到了乾隆五十五年（1790年）“四大徽班”进京前后，徽剧的声腔已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。由于徽班素有“博采众长”、“兼收并蓄”的特点，加上西皮汉调的加入，使声腔更为丰富。这时，青阳腔、四平腔、昆弋腔、徽昆、吹腔、拨子、二簧、徽调西皮以及花腔小调共九类声腔，同时并存于舞台，加上有丰富的剧目和目趋成熟的表演艺术，使徽剧成为争雄于京城和大江南北的大剧种。

徽剧自清初正式形成以后，渐次以徽州和安庆为中心，逐步向东、向南、向北发展。特别是沿江而下，到了当时中国东南部的商业、文化中心扬州，更加蓬勃的发展起来。扬州自古人文荟萃，商业繁茂，特别是徽商，在那里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当时扬州的戏曲舞台，分“雅部”、“花部”两大类，“雅部”即昆山腔；“花部”包括京腔、秦腔、弋阳腔、梆子腔、锣锣腔、二簧调等，统称之为“乱弹”。本来在扬州郡城活动的大多是昆山腔和本地乱弹，但自徽商带头组建“徽班”之后，加之徽班能广征博引，四方招聘名角加入，故声誉越来越大，以致盖过当地乱弹。

演变

清乾隆五十五年（1790年），乾隆皇帝八十大寿，浙江盐务大臣首先征集徽剧“三庆”班入都祝寿，随后“四喜”、“春台”、“和春”以及“启秀”、“霓翠”等徽班亦相继进京演出。后来启秀、霓翠两班并入三庆和四喜，形成“三庆”、“四喜”、“春台”、“和春”四大徽班称雄北京的局面，号称“四大徽班进京”，徽剧进入全盛时期，逐步取代当时流行于北京的“京腔”和“秦腔”，成为北京剧坛的主流。“四大徽班”各有所长，各具特色，满足了各阶层群众的需要。有“三庆的轴子”（即三庆班以擅长“大轴子”戏和连台本戏为主）、“四喜的曲子”（四喜班以演唱清歌妙舞的昆曲见长）、“和春的把子”（和春班则以武打精当为其特色）、“春台的孩子”（即春台班以组织秀俊的童伶演出博得广大观众的喜爱）之称。在这些徽班中，安徽的郝天秀、高朗亭成为享誉京城的演员。郝天秀又名郝晓岚，在扬州加入春台班时，就以他的艺术魅力倾倒观众，被人送以“坑死人”的外号。继之而起的高朗亭，在郝天秀加入春台班时才13岁，但不久他的声誉却超过了郝天秀，成为与秦腔名旦魏长生相提并论的戏剧家。第一个入京的徽班——“三庆班”，就是以高朗亭为代表的，当时他才17岁，但已技艺超群，在京城被尊为“二簧耆宿”；以后他被推举担任“精忠庙首”（戏曲行业会的会首），成为北京戏剧界的领袖。

自清乾隆末期徽班进京，经历了嘉庆、道光到咸丰约七十年间，曾风靡一时，主宰了京城剧坛。在这过程中，由于戏曲艺术家程长庚等人的努力，在艺术实践中不断吸收京城各种优秀的戏曲艺术成分；又受京腔、京韵的影响，特别是汉调入京，实现徽汉合流，皮（西皮）、簧（二簧）结合之后，遂于道光前后渐渐由徽剧演变成京剧。